在世界農業經濟版圖上,人們不難看到南北方之間的鮮明反差與劇烈對抗。與此同時,在發達國家之間,北方內部的農業固然具有發達產業共有的一些特征,但也存在巨大的差異,因而產生激烈的利益之爭。

從一般意義上講,任何經濟活動都要依靠土地、資本、勞動這三種基本生產要素。然而,農業在利用生產要素上面,恰恰有著與其他產業頗異的特征,即它對于土地有著比其他產業更強的依賴。

正如中國古人所說的:“辟土置谷謂農”,沒有對土地的利用,農業就不成其為農業。至少就目前的科學技術水平看,土地在農業中仍然占據不可或缺的地位。而土地從其物理形態來看,是自然過程的產物,數量有限且不可移動所以,隨著經濟的發展,資本可以積累,甚至可以以相當快的速度積累,勞動力隨人口增加也可以較快地增加,土地除了有一部分功能可以替代、肥力可以在一些限度內提高之外,其數量卻不能無限增加。

按照這個道理,在發達國家之間,資本擁有水平可以競相提高,勞動力資源通常也不會形成瓶頸,但土地稟賦卻可以而且事實上迥然而異。拿幾個典型的發達國家來看,人均占有耕地水平有天壤之別。低的如日本,只有0.03公頃;高的如澳大利亞,達2.88公頃。把北美2個發達國家的人均耕地占有量平均起來,是西歐4個發達國家德國、英國、法國和意大利平均水平的4.5倍。

由此產生了北方世界內部各國之間農業在資源稟賦上的差別。我們從農業專家或農民那里還可以知道,各種類型的作物對于不同的生產要素有獨到的偏好?；\統地說,糧食作物的生產,要求投入相對多的土地要素和相對少的勞動要素,而經濟作物的生產要求投入相對多的勞動要素和相對少的土地要素。根據“赫克歇爾一俄林定律”,這個特點和各國要素稟賦的差異,就形成了北方世界內部各國之間生產能力上的比較優勢。

根據同一?定律,各國在農業上具有的比較優勢差別,恰好是國?際間實行專業化分工,并通過產品交換獲得貿易利益的源泉。經濟發展達到這樣的階段,實行保護農業和保護農民的政策,可以提高政治家在政治市場上的凈收益。因此,貿易固然不可避免,農業貿易保護主義也相伴而生。早期發達國家發展農業貿易的歷史,也就是農業貿易保護的歷史。

農業貿易保護有其歷史淵源,而早期發達起來的西方國家顯然享有農業保護主義的發明專利。有名的農業保護主義立法是英國于18世紀末和19世紀上半葉實行的《谷物法》18世紀中葉以前,英國生產的糧食曾自給有余,每年都能出口但隨著產業革命以后經濟增長速度的加快,一方面農業的比較優勢下降,另一方面對糧食的需求量與日俱增。為了滿足這種日益增長的需求,供給的糧食價格提高,比之其他一些歐洲國家,英國糧食生產失去了競爭優勢。

為了避免國外進口糧食的沖擊,以保護英國地主階級的經濟利益,英國議會分別于1773年和1815年通過了兩項谷物法,為糧食進口規定了較低價格,用以保護本國缺乏競爭力的糧食生產。直到1846年,《谷物法》才被廢除。以英國《谷物法》的廢除為起始,歐洲大部分地區逐漸實行了農產品貿易的自由化。

但是,農業自由貿易的蜜月期并不長,實行自由貿易的時間不到20年,即1860年以后,農業保護再次成為歐洲的主流。本世紀初期,歐洲農業的保護程度不斷提高,到1931年達到高峰。對西歐來說,1913年食品關稅大致與制成品相同,而1931年時,食品關稅水平領先。

從那時起,整個歐洲農業和食品的關稅水平時降時升,而保護主義始終是歐洲農產品貿易政策的主要特征,以致歐洲經濟共同體的農業政策實際上就是一個共同農業保護政策。日本也是一個實行農業高度保護的例子。

這個人口密集的國家,人均耕地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20。隨著經濟發展,農業比較優勢迅速下降。由于以大米為主食的習慣,保護主要集中在大米等幾類農產品上面。從1904年起,日本開始對進口大米征收關稅。此后,它采取提高國內價格以鼓勵自給自足的措施,使大米價格保持與鄰國的差距。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日本的大米自給自足政策擴展到日本帝國內的自給自足,即利用臺灣和朝鮮半島殖民地的大米供給滿足自給目標。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面對國?際市場高昂的糧食價格,缺乏進口糧食所需的外匯支付能力,加上人口增長的壓力,被迫實行糧食配給制,并使農業保護得以繼續。

雖然日后隨著日本經濟起飛成功,國內外情況也發生了種種變化,影響農業保護政策的因素也幾經變化,但由于農業保護政策帶給農民及其合作組織以優厚的既得利益,并成為日本政治生活中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因而保護政策非但沒有消失,而且愈演愈烈。在國?際經濟關系中,農業貿易保護是一個造成連鎖反應的化學成份。

初期,典型意義上的以避免進口競爭為主旨的保護政策,通常起源于缺乏農業比較優勢或十分關注國家食品安全的國家或地區,例如日本、歐共體國家和瑞士等。這種保護手段首先傷害的是那些在農業上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從而誘使后者也加入保護主義的行列。以美國為例,其初實行農業保護也是為了防止進口農產品的競爭,保護國內產業。

例如美國一個明確的保護性關稅法案就是1816年通過的,規定對進口的棉花、羊毛制品和某些鐵制品課以30到40%的關稅。雖然日后美國的農業在世界上顯示出很大的比較優勢,但由于貿易對手普遍實行保護主義政策,致使它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保護措施。作為具有農業比較優勢的美國,農業保護主要采取兩種形式,作為貿易戰的手段。

一是實行進口限額和關稅政策。例如,從1974年起開始對冷凍及新鮮牛肉、嫩牛肉、羊肉的進口實行配額;1979年起對肉類實行“自愿配制”;1986年起對歐共體出口到美國的白葡萄酒、蘋果、糖果、果汁、啤酒、蜂蜜等實行配給制和報復性高關稅,隨后還提高了從歐共體進口乳酪、豬肉等的關稅。

二是對出口農產品實行補貼。從1973年開始,這種補貼水平呈不斷提高的趨勢。劍橋大學有名的經濟學家、福利經濟學之父庇古的杰出貢獻之一就是提出并討論了一個概念外部不經濟。通俗地解釋,這個概念說的是,當事人從眼皮底下的利益出發所采取的行動,對社會造成的直接損失大于他自己直接承受的損失。

而隨著時間的積累,這種對社會的傷害,后來還是要回過頭來傷害這個當事人。農業貿易保護,就是一個典型的“外部不經濟”的事例。首先,農業保護造成資源配置效率的損失。在一個經濟中,存在許多生產活動部門。

正常運作的市場和正確的價格信號,引導資源在各個部門的合理分配。如果某個部門投資過度,供給就會大于需求,產品的市場價格就降低,生產者的報酬也相應降低,從而資源就會流向其他部門。

首先農業保護意味著人為地將農業部門或農業中某個具體部門的產品價格抬高到市場均衡水平以上,該部門資源合理配置的真實標準就被掩蓋了,從而使本來可以在其他部門創造更高收益的資源滯留在農業部門,減少了社會總收益。政府扭曲價格的本意在于保護農民,提高務農的勞動報酬。但執行保護政策的結果往往南轅北轍。

因為在實行農業保護的國家,土地通常十分稀缺,供給缺乏彈性;而勞動力相對豐富,供給彈性較大。人為地抬高農產品價格的結果是,吸引了更多的勞動力到農業部門,或減弱了勞動力隨著經濟發展從農業部門轉移出去的動力。由于勞動力供給彈性大,保護的結果并不能使勞動的報酬與保護水平同比例提高。

相反,由于土地供給彈性小,并不能隨著農產品價格的提高而大量增加土地供給,所以導致土地報酬提高,即土地的市場價格上升。在這方面,日本農業保護的實踐給我們提供了教訓。由于長期對大米實行高度保護,在土地和勞動力供給彈性不對稱的條件下,水稻地的價格不正常地暴漲,與其實際創造的價值絕不相符。例如,1980年日本水稻地的價格高達1934年的9,618倍,而稻田的農業剩余僅增加了829倍,稻田報酬率從6.8%下降到0.6%。

雖然在土地稀缺的經濟中,土地價格較高有利于土地合理利用和保護,但像這種地價超過其實際創造價值的情況,卻造成土地流轉的障礙,延緩土地規模經營的過程,妨礙資源有?效配置的實現。其次,農業保護加重國內消費者和納稅人的負擔。

當一個國家缺乏農業比較優勢而實現農業保護政策時,意味著國內農產品價格高于同一產品的國?際市場價格,因而國內消費者要付出較之農產品自由貿易條件下高得多的代價,才能購得所必需的農產品。又由于農業保護政策包含著一系列價格支持項目和收入扶持計劃,消費者作為納稅人還要承擔維持這種政策實施所需的費用。

如在美國,由于實行價格支持和收入穩定政策,消費者和納稅人因國?際國內農產品市場價格之差而增加了17%的支出。歐共體的這個比例更高,達到65%。三,農業保護導致貿易摩擦。在各國農業比較優勢具有差別的情況下,各國可以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專業化地生產那些富含自己稟賦豐裕的生產要素的產品,用以在國?際市場上交換那些自身生產沒有比較優勢的產品。但由于農業保護的存在,各種貿易壁壘被建立起來,減少了世界的貿易量。

同時,保護所減少的對進口農產品的需求,還以同樣的比例壓低了農產品的國?際市場價格。而那些實行保護的經濟,在壓低需求和國?際市場價格的同時,一旦因歉收等原因出現國內農產品供給危機,仍然要依靠國?際市場調劑,從而造成國?際市場農產品價格的不穩定。

80年代的一項研究表明,位于東亞的日本、韓國和我國的臺灣,因實行農業保護政策,其一,使國?際大米貿易量減少了45%,使國?際肉類貿易量減少了55%;其二,使玉米、家禽和豬肉的國?際市場價格降低了2一3%,使大米和牛羊肉的國?際市場價格分別降低了6%和9%;其三,使大米、小麥和牛羊肉的國?際市場價格不穩定程度提高了15%。

由此,使世界上那些擁有農業比較優勢因而出口農產品的國家受到嚴重的福利損失。其后果是日益嚴重的貿易摩擦,甚至引起國?際政治沖突。與任何類型的扭曲政策一樣,農業保護政策也不可避免地與社會和政治生活中的腐敗相伴隨。農業保護意味著約束某些類別的農產品進口,約束另一些產品的出口。

那么,有限的機會給誰呢?在沒有市場競爭的情況下,政府相應部門就有了決定誰獲得進出口機會的權力。一些貿易商會發現,政府的權力是要由人來執行的,而人常常是有私心的。所以,用賄賂的手段獲得由市場競爭可能得不到的獲利機會往往奏效。

另一方面,扭曲政策導致利益集團的形成,這些集團一旦形成既得利益,就會千方百計地提高游說能力。它們通過選票交易、互相利用等行為影響決策過程,使政策決定失去了廉潔性。